史记 · 七十列传 · 伯夷列传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
尤考信于六艺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
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
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
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
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
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
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
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
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
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
其传曰:
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
父欲立叔齐。
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
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
”遂逃去。
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
国人立其中子。
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
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
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
”扶而去之。
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
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
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
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
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
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
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
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
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
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
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
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
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
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
”亦各从其志也。
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
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
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
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
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
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
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
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
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
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
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《伯夷列传》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,收录于《史记卷六十一·伯夷列传第一》。
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,冠《史记》列传之首。
在这篇列传中,作者以“考信于六艺,折衷于孔子”的史料处理原则,于大量论赞之中,夹叙了伯夷、叔齐的简短事迹。
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,让国出逃;武王伐纣的时候,又以仁义叩马而谏;等到天下宗周之后,又耻食周粟,采薇而食,作歌明志,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、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,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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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学问的人,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,但仍然要从“六艺”中查考可信的依据。
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残缺不全,然而有关虞、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。
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,决定禅让给虞舜。
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,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荐,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。
待到他们的功绩已经建立,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。
这表明,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,帝王是最大的继统,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!但是,有的人却说: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,许由不肯接受,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。
到了夏代,又有卞随、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,双双投水而死。
这些,又怎么说起呢?太史公说:我曾经登上箕山,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。
孔子排列论述古代的仁人、圣人和贤能之人,象吴太伯、伯夷一类,记载十分详尽。
我所听说韵许由、务光,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,而有关他们的文字经书里记载得很少,这是为什么呢?
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,不记旧仇,因此很少怨言。
”又说,他们“追求仁而得到了仁,又为什么怨恨呢?”我悲怜伯夷的心意,读到他们留下的逸诗而感到事实是令人奇怪的。
他们的传记里写道:  伯夷、叔齐,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
父亲想立叔齐为君,等到父亲死后,叔齐又让位给长兄伯夷。
伯夷说:“这是父亲的意愿。
”于是就逃开了。
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。
国中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。
正当这个时候,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,便商量着说: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?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,西伯已经死了,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,尊他为文王,正向东进发,讨伐纣王。
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:“父亲死了尚未安葬,就动起干戈来,能说得上是孝吗?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,能说得上是仁吗?”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,太公姜尚说:“这是两位义士啊!”扶起他们,送走了。
武王平定殷乱以后,天下都归顺于周朝,而伯夷、叔齐以此为耻,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,并隐居于首阳山,采集薇蕨来充饥。
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,作了一首歌,歌辞说:“登上首阳山,采薇来就餐,残暴代残暴,不知错无边?神农虞夏死,我欲归附难!可叹死期近,生命已衰残!”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。
  从这种情况看,伯夷、叔齐是怨呢?还是不怨呢?  有人说:“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,它总是向着为善之人。
”那么,象伯夷、叔齐,可以叫做善人呢,还是不算善人呢?他们聚积仁德、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,而终致饿死!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,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,但颜渊永远穷困潦倒,连糟糠都难得饱足,终于过早地夭亡了。
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、恩赐善人的说法,又怎么样呢?盗蹠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,吃人的心肝,凶横残暴,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于天下,竟然活到高龄而死。
他是遵行什么道德呢?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。
如果说到近世,有些人操行不规矩,专门违犯法律,而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。
子孙都保有丰厚的产业。
那选好了道路才举步,看准了时机才说话,从不走邪道,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奋力去做,反而遭受祸殃的人,是多得没法数的。
我是非常怀疑的,如果说这便是天道,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?还是不合理呢?  孔子说过,“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”,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。
所以他说,“富贵如能追求到手,那么,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,我也愿意干。
如果不能追求,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。
”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,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”。
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,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。
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,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?  孔子说:“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。
”贾谊说:“贪婪的人为财而丢命,壮烈之士为名而献身,自命不凡者为权势而死,普通老百姓爱惜自己的性命。
”《易经·乾卦》说:“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,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”。
“云跟从龙而生,风伴随虎而起,圣人出现,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。
”伯夷、叔齐虽是贤人,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。
颜渊虽然专心好学,也不过因为追随于孔子之后而德行越发显露。
巖穴隐居之士,取舍是如此有规范,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,实在是可悲的事情!民间的普通人,想磨砺德行,建立名声,如果不依附那名望、地位极高的人,哪能留名于后世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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